深圳塑料垃圾桶: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十月围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西欧教育 时间:2020/05/30 06:55:30

王书亚 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十月围城》

2010-01-02 16:44:10 来自: [已注销]


张学友饰杨衢云,梁家辉饰陈少白。眉目间都颇为神似。

陈可辛用荡气回肠的故事,提醒我们香港的另一个角色。自晚清革命以来,港九之地,“不但有金银气,且有革命气”(见《辛亥文献》之马小进《香江之革命楼台》)。但两岸三地,对1905年之前的革命史,都有意无意地裁剪了两样主导性力量。即孙中山和几乎所有早期革命领袖兼而有之的两个身份,基督徒和洪门弟子。

晚清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基督徒与三合会的革命。不过投资过大的电影,不敢拂逆主流意识形态。不然就对过亿票房构成妨碍。用钱投票的观众,和拿命投票的公民,都需要简单而脍炙人口的理由。所以最不可饶恕的电影,都是关于历史的。通常一部大片,就是对民族记忆的一次强制拆迁。

陈可辛坦言,也拍过洪门段落,但为稻米计,还是尽数删了。三合会背景,只隐含在少林僧“王复明”的名字中。基督教因素,也只有孙母家里一闪而过的十字架。

商人李玉堂与众义士慷慨赴死,之前饮血酒,戴附身符。若是围在一起祷告,票房可能就砸了。其实这个角色,大概有三位原型人物,都是基督徒。论地位相似,革命的第一赞助商,非香港的“太平绅士”、立法议员何启爵士莫属。他父亲何福堂,是梁发之后、中国第二位被按立的传道人,著有《马太福音注释》。何启承继万贯家产,攻读法律,作大律师。妻子雅丽去世后,他于1887年创办香港第一间西式教会医院,附设香港西医书院,李鸿章亦是赞助人之一。孙中山、陈少白都是何的学生。

何启多方支持孙的革命,一向只出钱、不出面。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他代理法律事务,并推荐自己的亲戚、另一位大商人黄咏商,任兴中会会长。黄也出身于基督徒世家,其父黄胜曾与容闳一道赴美留学,是香港道济会的平信徒领袖。黄先生为革命倾囊而出,卖掉香港银楼,充作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军费。另一半军费,则多由孙的未来岳父、“革命牧师”宋耀如代为筹集。宋牧师一家,对百年中国影响至深。他也同时是洪门弟子。

论姓名相似,第三位原型应该是是商人李纪堂。他也是基督徒,与陈少白交往甚密,对革命捐输甚丰。庚子起义失败后,他以赞助革命的剩资,在屯门开设农场,作为孙中山在港的接待站,内设军火库和射击场。1901年,李纪堂和太平天国后裔洪全福结识。洪也有两种身份,既是领洗之信徒,又是三合会头目。李纪堂散尽家产,与他筹划“大明顺天国”的广州起义。这个国号形象地说明了末代皇权体制下,洪门和基督教在华侨社会中的怪异组合。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海外唐人街,仍隐约可见这两种华人移民社会的底色。

电影刻画一群贩夫走卒在革命叙事下的群像,如几十把刀,在日光下哗哗作响。某种氛围上,也还原了晚清革命的某种真实场景,即埋伏在民主和信仰之下的、绿林、会党与游民的底色。“大明顺天国”被学界称为“第二次天平天国”。这是头一回,具体提出了共和政制和总统直选方案的革命。何启参与了策划,他与李、洪等人共同推举容闳为临时大总统。可惜举事前三天,泄密失败。

香港学者粱寿华,在《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称1905年前的晚清革命为“基督徒革命”。因为无论领袖还是资源、动力、赞助,均由基督徒群体主导。片首被刺杀的杨衢云,是当时香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组建的“辅仁文社”,也是香港第一个革命团体。后来的香港兴中会,有一文一武两员大将,拿笔的陈少白是会长,创办《中国日报》,和孙中山在同一间教会受洗,后也加入洪门,被封为“白扇”(军师)。拿枪的邓士良,本是三合会头目,后在礼贤会受洗。他是第一个劝说孙中山与洪门结盟的人,对革命之暴力走向影响至大。

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基督徒占到一半以上(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会议在信徒何宽家举行,随后转到一个牧师家里举行入会仪式。孙中山带领众人,各以左手按《圣经》,右手举起宣誓。从此,晚清各革命团体的宣誓仪式,均“由基督教的受洗之礼脱胎而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中山的孙女也说,“祖父建立革命组织,是受到基督教会组织方式的启发”(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兴中会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社团。

随后第一次广州起义,设计出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也是基督徒。他被称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一健将”。受刑后写下“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的绝笔。第二次广州之役中被处死的刺客史坚如,被誉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他亦为信徒,曾撰文表述其革命信念,“我是耶稣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之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宫琦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直至惠州起义,基督徒仍占三成。1906后,革命浪潮蔓延,华侨信徒不再是唯一的领袖群体。但直至1924年的广州军政府,尽管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们却占到了公务员的40%。在内地,他们也是举足轻重的革命士卒。两湖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就由美国圣公会的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随后,陈天华、宋教仁、刘睽一等人相继加入。黄牧师每逢主日讲道,人满为患,深受学生和军人欢迎。黄兴回国后,上海圣公会的吴国光牧师特意致函黄牧师,介绍转会,请求将尚未领洗的黄兴列在会友之中。

1904年,长沙起义败露的那一日,黄吉亭牧师挺身而出,护送宋教仁出城,野外相赠旅费。随后,他连夜赶往黄兴家,以“美国圣公会”的轿子掩护,将他藏匿于圣公会教堂阁楼十余日。黄牧师又将黄家妻儿接来教会,向外界宣示黄兴一家乃本会教友。最后,武昌圣公会的胡兰亭牧师赶来长沙,带着黄兴乔装出城。

这一幕逸事,倒和电影中那一个小时的护送,颇为相似。

对我而言,知道电影中倡言革命之名士,其实多为信徒;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基督徒与晚清革命之关系,是尚未被清理的历史题目。准确的说,晚清以降,现代革命的渊薮,的确来自“具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换成新约圣经的背景说,这是一群相信上帝的“奋锐党人”。当时的信徒,多为受西学浸染的文化精英,他们将基督信仰与西方民主观念一并领受,尚未分清地上之自由与基督之救恩的殊别。

宋庆龄曾接受斯诺访问,说,先夫革命的实质,是“将基督教付诸实践”。孙中山本人,也确有过真切的信仰体验。在《伦敦蒙难记》中,他陈述自己在狱中“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出狱后,他致函自己的属灵导师、广州的传道人区凤犀,请他“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民国建立后,他公开作见证说,“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

然而,地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始终制衡着这群“属中国的基督徒”对普世信仰的领受。如孙中山要求兴中会成员悉数加入洪门,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三合会的基督徒”。之后,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发偏离圣经教导。越到晚期,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对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一个“从神道而入治道”的断裂,贻害至今。电影中杨衢云被清廷暗杀一案,被称为“香港第一起政治谋杀”。但另一个事实,是兴中会一旦成立,就率先图谋暗杀清廷督抚。中国近代史上,以政治暗杀的手段颠覆政权,恰恰是由相信上帝的孙文一党开创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日,一方面,公共学界对基督信仰之于中国当代史的影响长存偏见,形成无知之空白;但另一方面,教会界的学者如梁寿华先生等,亦对革命情怀之谬种流传,缺乏基本认知。对晚清这一批民族主义基督徒的革命作为,亦缺乏起码反思。

晚清的基督徒革命,及上述孙的公开见证,在我看来,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口含天宪、“替天行道”罢了。从普世性说,他们这一代“奋锐党人”,多半是启蒙运动及“天赋人权”观的后代,而非“惟独圣经”的宗教改革的后代。从地方性说,他们真正的信仰对象,除了今天的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少白的叔叔陈梦南。他是教会史上一位著名传道人,对侄儿影响至深。陈梦南说,“堂堂中国绅士,怎好在外国人手里受浸”?所以直等到遇见被按立的中国传道人后,才肯受洗。

对皇权专制下的第一批现代革命者来说,上帝是必须的。不过革命需要的,并不是新旧约圣经中的那位耶和华神,而是经过了人文主义的浪漫化想象的、另一尊“自由女神”。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种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晚清革命的早期,只有这一化身才能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灵魂的范式转移。所以,革命的先行者们,需要一个能够为革命背书的上帝。这个上帝,一定要大过皇帝,不然他们就算是叛逆。

但在另一群基督徒,也是当时中国教会之主流的眼中,孙大炮们仍旧还是叛逆。基督教在晚清,不但为中国催生出了激进的革命派,同时也为中国养成了保守的维新派。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成为康梁一党的精神温床。维新派的信徒也认同并竭力追求自由、民主价值;但和革命党相反,他们是“属基督的中国人”,而非“属中国的基督徒”。因此他们的刊物用了比清廷更严厉、更有说服力的笔杆子,猛烈抨击孙文的街头暴动。

主持《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时作过梁启超的秘书。他和孙有过两次会晤。一次在伦敦,孙被英政府释放后不久。第二次在1900年的横滨。两次都不欢而散,分道扬镳。主张维新立宪的李提摩太,仍然持守两条最基本的圣经教导,“不可杀人”和对基本政治秩序的顺服。他的报纸继续宣称孙文一党不但是清廷的叛逆,更是背叛上帝、自立为王的撒旦。

陈可辛的聪明,是在意识形态的边疆打擦边球。陈德森的精彩,是描写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绿林、会党与游民,在陈少白对孙中山“救世主”般的烘托下,如何割舍了自家的性命和梦想。最后,孙在船上那一滴眼泪,令我在开着空调的影院中,竟一连打了两个寒战。

这一幕的讽刺意味,使我羞愧莫名。不久前,一位我所敬重的台湾传道人,在一个研讨会上,抨击这个拥有“基督徒总统”之传统的偏安政权。大意说,“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回到1906年的香港中环,电影中,车夫阿四拉着少年重光,走在赴死的路上。这一票人,只有重光是真的崇拜孙中山。他无限憧憬地说,阿四啊,你一闭上眼睛就是阿纯;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

为这句话,我买票、写字,认罪、悔改,忧伤、流泪。我除了祈祷,已别无力量。





2009-12-25写于圣诞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