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什么梗:高铁事故何以搅动海内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西欧教育 时间:2019/09/21 17:26:25

高铁事故何以搅动海内外?

 (2011-08-05)

  中国进入高铁时代发生的有史以来第一起伤亡事故,竟然在海内外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和轰动,颇为出人意料。毕竟,做为一起交通事故,它不仅和汽车、飞机一样难以避免,而且所有拥有高铁的国家和地区都大大小小出过各种不同的事故和故障。像较晚才建成高铁的台湾,虽然声称高铁司机要培训八个月才能上岗、绝不会发生追尾事故,但在运行期间也多次出现险情。比如一名司机曾在驾驶时睡觉十三分钟。还有,最影响高铁安全的铁轨路基沉降严重,2010年就发现云彰段地层下陷,已超过高铁设计规范标准值。“监院”负责相关调查的“监委”陈永祥表示,高铁恐怕“随时都有危险”,寿命最多只有十年。而台湾高铁投入运营仅比大陆早不过半年!至于德国、法国、日本等老牌高铁国家,也都未能幸免。

  此外,中国高铁发生事故时,全球也正是多事之秋:美国八十多天的债务违约闹剧正达到最后的高峰、欧盟日益恶化的主权债务危机又达到新的临界点----不仅一年来欧盟全力挽救的希腊不见起色,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又风声鹤唳、一向风平浪静的北欧竟然发生挪威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伊斯兰世界的革命仍然在血腥的内战和屠杀中挣扎。这些囊括全球的危机,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中国的动车事故。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温州动车相撞事故竟然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确实不同寻常。

  从西方的角度讲,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也是欧盟的主要债主之一,是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一投手、一举足,必然会吸引全球的目光。自然的,任何事情也都会被放大。这不妨看作崛起的副效应。从常态上,这样的解释也未必不可,但在这多事之秋,西方的关注却恐怕有更深层的复杂原因。

  首先,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制度上、宗教信仰上甚至种族上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家崛起,是西方主领世界以来的前所未有的另一种文明的崛起。这自然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话语权的垄断。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唯一的成功榜样。正如它们自己所恐惧的一样:人类近代历史上将会第一次出现一个非民主的国家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这都是西方现有的理论所无法自圆其说和无法解释的。

  其次,西方正处于五百年以来少有的低谷。西方世界两大支柱美国和欧盟均陷入空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不知光明在何处。其制度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正备受质疑。不管它们承认与否,西方五百年主导世界的荣景正在谢幕。

  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中国突飞猛进的象征高铁发生事故,则给了西方极其宝贵的打击对手、巩固自己的良机。其实,这也是西方的比烂传统。正如英国首相邱吉尔所说: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虽然自己烂,只要能够证明别的国家比自己还烂,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合法性。(在选举中也是,不是比谁更优秀,而往往是比谁更不烂)。当然如果能够借此事件,挫一挫中国发展的势头,甚至令中国内争,内耗,则更可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功效。不过,不同的国家着眼点还是不同。同样拥有高铁技术的德国、日本和法国,则可抹黑一个竞争对手,由于种种原因(如债务累累、航空和高速公路利益集团的反对)尚没有建立高铁的美国,也多了一个不建的理由。

  所以,西方的媒体在炒作中国高铁事故上,不遗余力,而且提供给本国人民的都是过滤过的信息。比如,它们不会讲中国的救援速度远胜过挪威,也不会讲,中国的高铁事故虽然比挪威悲剧晚发生一天,但却早一天公布遇难者名单。更不会讲中国一年的铁路客运量(20多亿人次),抵的上西方的几十年的总和(比如,德国二十年的客运量才16亿人次),但出事故的绝对数量却和西方相平(21世纪,中国发生五起,英国六起,德国三起,美国三年间就发生五起)。当然,西方更不会把它们心目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榜样印度拿来进行对比:仅7月,印度就发生5起火车事故。而这还是事故发生较少的一个月(官方数字每年平均四百起)。至于赔偿金额,更是讳莫如深:印度赔偿7万人民币,中国赔偿91万人民币。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是印度的四倍,人均GDP也仅是印度的四倍。

  不过,西方如此反应,也有可理解之处:比竟自己正处于困境,而自己的竞争对手中国又正在高歌猛进,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威胁巨大。为了自保,不得已而为之。但何以中国内部也对铁道部和高铁口诛笔伐甚至一度演变成敏感的公众事件?

  以本人在海外的思考,原因应该有四。

  一是中国的政治、社会传统和国民性。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基于伦理的“家国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在这种文明体系之下,统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其执政的有效性基础之上。百姓对统治的接受和顺从是以良好的治理为前提条件的(这和西方不同,西方不管治理结果好坏,只要是我选择。不过,本人还是相信,结果才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众就会起来反抗。也就是说,对统治阶层的失职是不宽容的。这就可以解释,何以同类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会被整个社会感到惊天动地,而发生在西方或者其它国家,就稀松平常。随手举几个例子。金砖四国,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最低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最快的,而且经济总量超过另外三个国家的总和。但只有中国对通货膨胀的不容忍度最高,民意反弹最大。今年三月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政府表现迟缓、麻木,政府竟然把绝大多数精力放到政党内耗、协调各部门的权益、互相批评、责骂上了。结果地震十多天后仍然灾民受冻挨饿,三个月后在灾区各地的避难所竟然还有9万多名灾民;三个月后宫城县沿岸灾区的废墟清理作业仅仅完成了15%。也难怪在中国生活的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在博客中称:如果是中国,温家宝早就到了第一线,东电也早就关掉了。尽管如此,日本百姓仍然选择了不抱怨,因为日本的文化就是:宁可自己死,也不给别人找麻烦。不过,如果日本这一幕发生在中国,早就发生革命了。

  其次,虽然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地缘事件: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网络调查也表明,“中国崛起”高居第一,远超美国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为全球最受关注事件。但相对于取得冷战胜利的西方,中国模式仍然不具备不容质疑的话语权。没有话语权,则往往导致做的再好,也仍然极易被否定和攻击。而有了话语权,即使做的再差(像今天的美国和欧盟,都靠借债度日),不也照样可以不倒而且还可以站道德制高点上能对他人说三道四吗?不过,二战之后长达近三十年间,西方由于还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两大困境从而也还没有现在的话语权的时候,也是十分的被动。在美国,五十年代搞了今天无法想像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著名人士受到迫害和怀疑。科学家朱利叶斯与艾瑟尔·罗森堡夫妇为此被判上电椅死刑,造成了美国的白色恐怖。出于恐惧和怯懦,做忠诚宣誓之风盛行一时,颇似中国的文革 )、六十年代则动用军队直接在校园开枪镇压大学生的反战运动。而法国1968年的五月运动和德国的学生运动,学生和示威群众都高举毛主席语录和他的画像,自称毛主义者。尽管他们实际上对什么是毛泽东主义一无所知,而且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处于最混乱的时期。之所以就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就和西方当时无话语权有关。这和今天的情况类似,尽管西方深陷危机,但依然在全球包括中国拥有不少支持者。岂不令人有同等荒诞之感吗?

  第三则和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有关。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的胶济铁路事故。这场事故并没有引发今天如同温州高铁般的震动效应。这一方面是由于奥运会在即,爱国情节之下,各大媒体都保持了自律和克制。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还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但三年之后,中国已经面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这固然标志着中国正经历着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一场转型陷阱。 根据历史各国的经验,“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经济转型阵痛期: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动加速,治安恶化,黑社会等各类有组织犯罪兴起。如果解决不好,还往往是政治风险高发期,政治诉求高涨,政治对峙与动荡频繁。特别是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中国这样规模、背负悠久传统的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所以当高铁事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的不满都借此找到了渲泻口。再加上中国传统对政治统治者的要求,一时间,指责声、批评声汹涌而至。此时,理性的声音则被淹灭。而诉求也从真相、惩处责任人、公布名单、赔偿,上升到体制、制度。其实,稍微冷静的想想,在今天互联网、微博和手机的时代,还有什么真相可以隐瞒?死亡人数?事故原因?怎么可能呢?如果隐瞒死亡人数,死难者的家属怎么会保持沉默?至于事实上的停止救援,绝非是通车高于救人,而是对技术(即生命探测仪)的错误崇信。任何一个指挥者,在得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报告之后,都会把通车做为下一个行动的选择(地震中,一处、一地是否放弃救援,也都取决于生命探测仪。如果出现失误,只能是仪器的失误)。但在中国特定的发展时期,理性的声音是哪么的薄弱。其实,这一幕在今年三月已经上演过了:这就是被后来称为闹剧和耻辱的抢盐大潮。可是在大潮中,也不是没有理性的声音,但却根本无济于事。

  最后,则和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不成熟或者缺乏经验有关。铁道部过于侧重于高铁的正面宣传作用,把它塑造成中国新时代的骄傲。从而把国人的胃口吊的过高。却没有同时向世人展示高铁的另一面:比如全球的高铁大都亏损,高铁依然无法避免事故,而且高技术要求条件下更易发各种故障。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温州高铁事故之后,才这样回应日本的指责:日本高铁第一天运行就发生故障,停车长达一个多小时。可是,此前为什么就不给国人补补这样的课呢?其实法国高铁晚点率是最令人诟病的。当然铁道部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不仅仅是经验不足或者为减少高铁上马的阻力,恐怕也和中国的国民性有关:为他人讳。不愿主动揭别人的短。

  这次,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媒体的表现。媒体由于其传递信息的独特作用,已成为能够左右一起事件结果的力量。我们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出兵索马里和最后撤出,都是媒体一手导致的。当媒体播放索马里难民的惨况时,美国民意就形成出兵拯救的强大压力。而当媒体又播放牺牲美军士兵的遗体被叛军拖尸街头时,美国民意迫使克林顿立即撤军。现在虽然是地球村,但在人们仍然无法到现场的局限下,仍然只能依靠媒体来了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游客来到法国往往失望----被中国的正面报道所误导,就是从未到过巴黎的民间作家廖亦武,第一次到法国后也认为巴黎老了。而西方游客来到中国则往往为中国的进步所震撼----被它们国家的负面报道所误导)。许多时候或者特定时刻,媒体的作用可谓一语兴邦,一言丧邦。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西方媒体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自律管理模式。知道新闻的本质和边界。简而言之如政治正确(不能质疑民主制度、不能谈论种族问题、不能否定文化多元、不能否定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为纳粹辩护)、国家利益。而这些在宪法上也能找到依据。比如法国宪法最后一句就是:共和政体不得做为修宪议题,德国基本法(即其宪法)第二条这样规定:每个人都有自由发展其个性的权利,只要他不侵害他人的权利,不违反宪法制度或者道德规则。请问,什么是道德规则?谁能为道德准则做一个清楚的界定?正如前西德总理施密特所承认的“道德准则指的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这从而为执法和解释法律提供了便利。

  谈到媒体,还是要多提一下我们的邻国日本。当中国一举将日本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宝座揽入怀中时,日本的政治人物和媒体都是这样解读的:但我们是民主国家,而且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是没有人会讲中国还有三万亿外汇储备,日本的债务已经占GDP的200%!看看我们邻国媒体的自律,看看全球民主国家媒体的成熟。而且尽管日本政府在地震时的表现极为糟糕,但这并不妨碍日本跳出来对中国的高铁事故幸灾乐祸和指手划脚。其实日本是个什么国家,不妨看看挪威恐怖袭击案的凶手对日本的推崇:他希望由日本专家来对他进行精神鉴定,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价值观,荣誉感以及想法与自己相似,日本专家也会比欧洲人更能理解他。”

  这次动车事故还意外暴露出如何应对民意的时代课题。民意在今天已经被神圣化,但人类历史也已经无数次证明,民意是双刃剑。从古希腊民意表决处死他们自己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到今天整个西方在民意支持下筑起代价高昂的福利制度,从法国民众否决符合本国利益的欧盟宪法,到美国在民意支持下攻打伊拉克,最后陷入战争泥潭,都表明民意并非总是站在正确一边。今年六月,在强大的民意推动下,为防止黄牛票,火车采取实名制。但动车事故发生后,才发现有乘客持他人身份证购买的车票上车。原来真正按实名制验票“根本无法实现”。 据一位验票员透露,目前只能核对到身分证后三位数,如果逐位核查的话,时间根本来不及。如果一趟车运载1500人,上车时间只有半个小时,逐一审核车票的话只能上去800人,700人上不了车。 一年超过20亿的旅客,如果要按照飞机那样人人验票证,“旅客起码要提前3个小时到站”。为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验票人员都只查验车票而未核对身分证。火车站多只将实名制落实在购票阶段,之后不需要任何身分证明。形成买票的不一定坐车,坐车的不一定要用自己的身分证买票,以致黄牛依旧猖獗。其实实名制在中国不可行,早有学者呼吁,而且许多国家如法国也不实行实名制。但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下,明知其不可行而仍然为之。其实黄牛票是短缺的必然结果,在西方重大体育比赛也会出现黄牛党。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增加供给。兴建高铁的效用远超无法实行的实名制。

  所以,当挪威发生如此空前的悲剧的时候,执政党把矛头转向极右翼势力,定性为对民主的攻击。而媒体则完全按照这一基调运作,根本不会聚集悲剧发生时个人和家庭的悲痛,更不会、不敢追究背后的原因(经济危机、多元文化的失败)。要知道,这场悲剧可是发生在执政党组织的青少年活动上,死亡的主体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希望的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何以执政党就不被指责?这起恐怖袭击案策划数年,凶手还购买了用于制造炸弹的六吨化肥,而且身份是公开的极右翼,他还能穿上警服去行凶。但何以就不被事先发现?请问不应该追究相关部门的渎职罪吗?如果挪威媒体按照中国媒体报道的方式(排山倒海般的追问、对受难者悲情的充分展现),在西方全体深陷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恐怕将会在全国掀起一场非理性运动,国家都要陷入混乱之中。从某种程度讲,这一次应该是媒体拯救了挪威。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拒绝中国对《新闻周刊》的巨额收购而宁肯一美元送给本国的买家。因为一旦美国出现危机事件,中国的媒体不按照美国的规则报道,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客观说来,西方社会历经数百年的危机考验,整个社会已经形成成熟的社会管理体系,尽管其本质和中国并无两样,但经验、弹性远较中国为大(它们已经不需要某个部门下禁令了)。这确实值的中国学习和借鉴。

  今日的中国和西方都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中国站在中等收入门槛,还面临着西方的阻挠。而西方则处于高债务、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的困境,正日趋拉美化。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如果解决不了面临的挑战,都会走向拉美化。对于中国社会各界,我们目前至高无上的共同目标就是跨越这个难关。不仅为中华民族,也为世界文明创造一个新的奇迹和贡献。这需要理性的批评、客观的自我认知、宽阔的大视野、上下的良性互动。

  法国巴黎 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