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居:吴思:谈中国历史与新民主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西欧教育 时间:2019/12/11 03:15:46
谈中国历史与新民主主义
2011-07-09
吴思:中国历史分三段,我同意。第一段是西周、春秋战国之前,封建主义时代,一群小王架着一个大王——天下共主。西方也是这样,众多独立的暴力集团,上面有一个老大,或者没有老大。
张木生:西欧没有天下共主。
吴思:这是第一段,封建制度。第二段是秦汉以来,我起的名字叫做官家主义。之所以叫官家主义,不叫封建主义,也不叫皇权专制主义,是因为官家这个词更准确地描述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究竟谁当家作主。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一是指皇帝,二是衙门,三是官吏个人。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上,立法定规的,“主义”的,就这三个主体。皇帝立的是王法,衙门立的是地方法规或者部门法规,官吏个人立的是潜规则。这三个主体,不管内部怎么相互争夺地盘,但是当家作主、说了算的,始终是官家集团。
张木生:历史上哪些是不官家的?
吴思:首先封建贵族就不是官家。封建贵族是主人坐江山。打个比方说,封建制度就好像一个商会,推选出一个老大当会长,小老板各有各的公司,老大手伸得再长,也不能伸到下面某一个小老板的公司里去,这就是封建制度。
官家主义制度好像是一个上市公司,一个人带着几个铁哥们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比如刘邦或者朱元璋或者赵匡胤,打了天下之后,杯酒释兵权,把那些打天下的哥们封王封侯,当然秦汉之后是虚封,不许建立独立王国,让他们退居二线,每年只给俸禄。这个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聘一批人当自己的代理人,当CEO,当省长县长,这就是代理制。董事长是皇帝,CEO是宰相,举人进士就是MBA,聘他们打理这个公司。这就是官家主义制度。
官家主义制度只有一个暴力集团,暴力资源高度集中,集中在皇帝手里。封建主义制度下,暴力资源是分散的,分散在每个小老板手里。封建贵族集团和官家集团所掌握的核心资源都是暴力,这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根本手段。但是,秦汉之后,官家集团大体取代了封建贵族集团,官家主义大体取代了封建主义。
再往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就说到现在了。辛亥革命之后,仍然是官家主义,但那是党天下,国民党的党天下。这时候,官家集团的内部结构有所变化,首领不再是皇帝家族,不再是蒙元或满清的部族,而是一个有现代意识形态的政党。这些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有重大差别,但和儒家的差别更大,有了明确的现代化指向。这是对西方文明冲击做出的回应,在西风东渐这个世界史背景上建构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官家主义社会之中,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的仍然是官家集团。
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二级分类。比如说朱元璋打了天下,把很多大地主和大商人灭了,官家和小农共存,生产集团是小农,暴力集团以官家集团的形态出现,维持秩序,构成了小农-官家主义制度。如此发展几十年,小农分化出地主、佃农,小农-官家主义便进化为地主-官家主义。这个时期典型的社会集团就是乡绅,一只脚踩着土地,一只脚踏入官场。在这个阶段中,有那么几次封建主义复辟,比如说门阀世族逐渐坐大,或者藩镇割据,变成一些强大的、可以和朝廷对抗的暴力集团,这时候出现过封建复辟。
张木生:五代十国。
吴思:西方文明一进来,西方的工业化一冲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对这个冲击做出反应,就开始走洋务运动、富国强兵这一系列的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是物质层面的学习,然后是制度的、观念性的学习。我们有了明确的工业化现代化指向,官家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成为宣扬并承担这个使命、对西方做出回应的主导。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几个五年计划,都是官家集团主导的工业化,都是官家集团凭着自己掌握的全部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资源调动能力,尤其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行政能力,推动全民族搞工业化,搞现代化。
这个过程好像不容易替代,因为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到处都是地主佃户和小农的社会里,可能这是最有效、最迅速的实现工业化的方式。我们在五年计划、156个大项目里,可以看出高度的有效性。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有效,当然也伴随着损失惨重,效率低下。但是整体效率好像还不错。这个评价我做不好。不管怎么说,见仁见智,对这一段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也得承认它有巨大的完成工业化的动员能力和实现工业化的速度,有这方面的优点。
这段历史时期,还是官家主义,但前缀已经不是小农或地主,而是资本或工农。如果依靠资本的力量去完成工业化,调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又坚持官家主导,搞统制经济,像国民党那样,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过去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不能主导,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官僚或官家。
在毛泽东时代,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五年计划之后,那时候,中国的官家主义,成了工农-官家主义。不仅把地主全给灭了,把资本家也灭了,直接由官家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通过国家计委、各级国营企业即官办企业来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一段积累的速度非常快,统一部署,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有效。缺点是代理链太长。官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关键是看它的效率。官营企业的效率如何?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代理链可能经过五六环,每一环都有损耗,国有企业的代理人想方设法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亏损还不能破产,产品不适销对路,企业亏损、干部工人怠工。我在七五年和七六年到石油行业的工厂和油田学工,工人每天才干三四个小时,不像现在农民工那样玩命干十一个小时。我干到三四个小时,工人师傅就说你别干了,再干群众对你有意见。
高梁:我干的地方,一年总是加班。
吴思:可能地方不一样。我认识的人、我的同学,分到工厂的,建筑公司的,都缺乏劳动积极性,平均每天干三四个小时。还做私活,往家拿钢管,做家里的台灯。这还是石油战线,飘扬着大庆红旗的行业。
总之,工农-官家主义虽然有优点,但有个大缺点,就是代理链太长。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报还一报,代理链长了,作恶可能得善报,激励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陈永苗:农民从来没有纳入官家主义中。
吴思:生产队、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国家替你下命令,责任却由你自己承担。我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副书记,按照县委和公社的命令,以粮为纲,多少劳动力用在副业上,都有规定,过了头儿就不行。想到外面打工赚钱吗?学大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不能自己选择最能挣钱的行业。
李伟东:生产队体制叫做农民有社会主义的责任,没有社会主义的利益,农民在利益方面一直被排除到社会主义之外,从来在责任方面是有一块的。
刘海波:分田前后,劳动积极性没有大的差异,农民抱怨的是瞎指挥。
王小东:劳动时间特长,特早出工,特晚收工,但是这个期间不干活。
吴思:我当生产队长,最发愁的就是农民偷懒,不干活。在自留地里苦干,在生产队拄着镐聊天。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公社曾经是学大寨的一个典型,并不落后。我写陈永贵,到昔阳去和当年的县委书记聊天,他告诉我一个顺口溜:“你呆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你不干,占我的便宜,那我也不干。大家都不干,一起挨饿。
工农-官家主义的代理链太长,不能一报还一报,激励不对称,于是效率低下。结果,农业粮食不足,工业严重亏损,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大受影响,被迫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首先把人民公社制度取消,回到小农-官家主义,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工业方面,引入资本,回到资本-官家主义,不用官员去对付工人怠工了。国有企业这个词,我觉得严重误导,应该叫官办企业。改革之后,民营资本占据了半壁江山,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从以上背景看,文革也是改造官家主义的一种尝试。既反对走资派退回小农官家主义和资本官家主义,又试图建立民众对以权谋私的官家集团的制约。这两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未来怎么走?不管是哪种官家主义,工农-官家主义、资本-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大问题,就是官家集团太强大了,生产集团太软弱了。官家集团扩张起来,盘剥起来,用各种方式捞钱,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挡得住。非生产的、带有掠夺和寄生性质的集团越来越强大,最后压垮生产者。税率太高,大家都破产。掠夺率太高,生产是无法存在发展的。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人的本性问题。任何人都会凭借自己手中的资源获取最大利益,投资如此、打工如此、弄权也如此。只要能够凭借权力捞钱,他们就不停地捞,如果这个社会缺乏制约权力的制度,制止不住权力膨胀,权力就会压垮这个社会。
资本-官家主义再往下怎么走?主要是解决官家主义的历代王朝循环的问题,应该有对权力制约的手段。这种手段,不管叫民主、法治,还是叫宪政,叫什么都行,反正得让被剥夺者、受欺负者、被盘剥者、被敲诈者,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反制手段,与权力抗衡的手段,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比较现成的制度,就是民主、自由和法治,这跟宪法规定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革命和创新。如果官家集团受到了抑制,权力受到了制约,民众当家作主了,把官僚集团变成了自己的守夜人,那就进入了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未来解决官家主义问题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资本和官家结合正在以私下勾结的方式进行,资本通过行贿和收买完成了一种革命,由官家主义转向私下的非法的资本主义,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一个人的革命”。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团,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在中国搞法国大革命式的,由第三等级当家作主的革命,但是他们又有钱,又想控制政治运作,想在立法、执法、行政各方面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就开始收买。一个市长或县长下面,通常有几个老板,互相照顾,老板掏钱给官员买房子,送孩子留学,官员则向老板提供一系列的方便,从政策上提供偏袒,近似立法。从执法和行政上,一路开绿灯,于是私下完成了一次革命,不是官家说了算,而是资本说了算,官员为资本服务,共同发财,资本在这个局部革命成功了,当家作主了,说了算了,所以叫“一个人的革命”。中国到处都有一个人的革命,官家主义已经被一个人的革命侵蚀得千疮百孔。这样的社会,既不是资本-官家主义社会,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能合法地当家作主,只能是潜规则意义上的权贵资本主义,“潜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这种局面对每一个资本家,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不好的。它在某个局部领域,借助权力的帮助,排斥竞争者,保护自己的地盘,已经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原则,自由市场的原则被暴力支持的垄断原则替代,不利于资本的流畅周转和整个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带了封建割据色彩,成为封建资本主义或资本-封建主义。这个走向是一个很糟糕的走向,这个未来对谁都不利,包括对他们自己。
对一个有出息的资本家来说,如果他有市场才能,就想把企业做大做强。而在“一个人的革命”当中,他收买了一个官员,三五年之后这个官员调任或退休了,这个市场就得重新收买,还可能价格谈不拢,所以他就不能做长期投资,包括科技研发的投资,只能采取短期行为,捞一把就走,靠权力帮助他收益最大化。这对经济不利。对他本人也不利。对官场的投资虽然合算、便宜,但是有效期太短。另外,钱挣到几个亿,缺的不是一两百万,而是安全,可是他被迫用行贿的方式,用“一个人革命”的方式玩命,拿自己最缺的安全,换取自己最不缺的钱,显然,对资本、对官员、对全民来说都不好。可是这条路非常现实。这是一个大问题。
怎么解决呢?我认为,不管是资本-官家主义,还是“一个人革命”所导致的潜权贵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都没完成合法化,在政治上也没有合法化。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不能够光明正大地做,光明正大地说。他们不敢说:就是应该官家集团说了算、不许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应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因此,反其道而行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光明正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众和舆论关注下的改革,使官家权力受到制约,然后,用这种公平的权力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市场。一句话,解决办法就是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因为,中国转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巨大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
首先是避免王朝循环和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大崩溃,这是全民族的利益。其次,一旦转型成功,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转移支付方面做得更公平。工会出现了,可以在跟资本的讨价还价之中提高工资,于是内需增加。再次,中国还会获得更好的世界环境,不至于让人一说就是这个专制那个专制的,也能够降低别人的不安全感,提升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内需发挥出来后,更有利于建立进出口平衡,外部经济环境的敌意也会下降。第四,还有社会公平带来的社会和谐,社会各界在精神方面的满足,资本和各个社会集团共享的巨大的社会安全感。第五,官家仍然存在,官僚集团什么时候都存在,但是不能“主义”了,只是一个公仆,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掠夺者。政府只能按照交易的方式,人家愿意出多少税,让你办多少事,你就拿钱办事,而不是我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我一个文件发下来,费和税怎么收怎么花就算定了。
张木生:除了共产主义没有人敢说这个话。
吴思:接着往下说。政治体制改革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对中华民族来讲,整体利益巨大。利之所在,众人趋之,挡众人财路是不得人心的。这是大势。
再具体点分析,官家集团内部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受益者。比如人大,如果向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走,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有法院,宪法规定审判独立,法官不愿意独立审判吗?你担责任,人家给你判,判错了,你背黑锅,正常人都不愿意这样。如果这些宪法上规定的东西落实了,他们的利益也会扩大,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条条方面潜在获益者。
还有各个领域的个人,官员个体。那些有理想的人,有野心的人,不得志的人,想最后赌一把的人,他们也是潜在的获益者。
无论是条条块块的部门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官员个人层面,甚至中央层面,都存在一些主体,可以通过改革扩展自身在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利益。最高层面,比如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中央凭什么替你挨那些骂?如果在烂透的地区搞政治体制改革试点,让民众选举官员,让老百姓监督政府,这对中央不好吗?连朱元璋都试图这么做。地方政府,面对着行业垄断巨头,比如能源、金融,既不让浙江自己建核电站,也不让地方办银行,上千亿的垄断利润都让你拿走了,地方难道不想改革?
一旦把这些力量调动起来,在加上民间的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就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力量的推动。这时候,就像邓小平那样,最高层只要说三句话,天下就面貌一新。当年,面对强大的阻力搞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的三句话是:“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把所有激烈的反对者稳住,你可以不干,在旁边看着,不逼着你干。
大胆试,在无人号召的条件下,现在都有一些地方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有理想,有野心,赌一把,反正有人试。如果像邓小平当年那样号召一下,替试验者承担风险,搞砸了上边兜着,搞好了提拔奖励,下面的省地市县自然有人试。试三五年,成功的提拔上来,这种激励机制运转起来,全局就活了。用不着什么大动作,靠着试点推动,就能让中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不争论,当年的意识形态环境对改革不利,动辄问姓社姓资,所以不敢争论。现在的舆论环境跟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占压倒优势。一说搞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温家宝说句话,网络上拥护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一般。说几句反对民主的话,吐沫都能淹死你。在这种环境下放开争论,可以得到民间和舆论力量的有力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更令人乐观。这是我对未来的看法。
最后再谈谈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
官家主义这套说法,背后的历史观或方法论依据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都是根据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定义的。这套历史观谈的全是生产和经济,我们可以用生产要素的概念定义各大阶级,地主就是土地要素的拥有者,工人就是劳动要素的拥有者,资本就是资本要素的拥有者,都属于生产集团。问题是,暴力要素的拥有者算什么?暴力集团算不算一个阶级?他们靠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像刘邦似的,把天下看作自家的产业,凭借暴力获取自己的那份收益。历史唯物论没有给这种社会集团一个概念、一个标签。
生态行为学里有一个概念:生存策略。如果我们承认暴力掠夺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就好像畜牧和耕作一样,我们就可以扩展阶级的概念,给暴力集团找到合适的标签。出售劳动力是一种生存策略,投资或出租土地也是生存策略,每一个生存策略集团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阶级,或者叫做“阶群”,每一个阶群里有不同的阶级,比如暴力集团这个阶群里有皇帝、贵族、军阀、士兵、土匪、强盗等等。生产集团这个阶群里有地主、佃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
这套分类所依据的方法论,不是黑格尔想象的辩证法,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量变引起质变等等,而是进化论的简单原则: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在文化领域,遗传变异可以解读为继承创新。你学习继承的生存策略好,你就按老路子活下去。你的生存策略不够好,竞争不过人家,适应不了环境,那么,你或者被淘汰,或者发生变异,也就是创新,发明新的生存策略。谁的生存策略最适应环境,谁的受益最多,就是兴旺发达的阶级或阶群。这就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和大众想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常常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但人类社会中,生存策略的载体并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无论你的种族和性别如何,都可以学习并创新,谁都可以耕作,炼钢,玩电脑,只要你玩得精,就能够在竞争中出类拔萃,适者生存,有更多的追随者。
张木生:西方把达尔文主义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
吴思: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常常被用来支持弱肉强食,暴力竞争。官家主义这套理论承认暴力天然存在,但反对暴力。所谓文明,恰恰是对暴力的限制,对作为生存策略的暴力掠夺的抑制。抑制不足就是野蛮,这样的文化最终将被淘汰。暴力的正当合理性只在于以暴抑暴,维持适宜的生产环境,让不同的社会集团在剔除暴力的社会环境中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发展出更加繁荣昌盛的文明体。
王小东:人类文明的进展是通过平均分配消除暴力,通过平均分配财产和平均分配配偶的方式消除暴力,但是目的是在于在外部取得更强的暴力。
刘海波:那意思就是共产党是选择出来的最强者。
王小东:这个也未必,这个还要看历史检验。
吴思:基本的轮廓是这样的:开始是一个个由家庭或家族构成的采集狩猎群体互相打,在暴力竞争中形成部落;部落由采集群体聚集而成,没有形成部落的很容易被消灭,在这种逼迫之下,部落大量出现。然后,部落之间开打,例如黄帝打炎帝。对暴力的抑制,家族内部没多少暴力,但是家族之间有暴力。部落出现之后,抑制暴力的共同体扩大到部落,再到封建王国,越来越大,现在扩大到全国,而且试图在全世界弄出一个联合国,虽然不成功,但在国家层面已经成功了,这就是文明进程。
王小东:允许你合法使用暴力的层次越来越高,主权就是允许合法使用暴力的单位。
吴思:从封建主义进化到官家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暴力浓度降低了。春秋战国战乱频繁,秦并天下后,秦始皇面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选择争论,裁决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现在“赖宗庙,天下初定”,我再去封邦建国,是“树兵也”,那时候,“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废封建。暴力资源集中了,暴力竞争减少了。在暴力浓度相当低的情况下,各大王朝平均维持了171年的寿命,这就是官家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的地方。但官家主义经常官逼民反,民主宪政可以创造更和谐的社会,进一步降低暴力浓度,提高文明程度。
吴思:刚才盛平问到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木生还说到有关争论。后来木生和我又谈过两次,一次是阳光卫视陈平张罗的,一次是《南方周末》张罗的。那两次谈得更深入,很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我问过木生了,得到一些简明的答复,我把这些答复转达一遍。木生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路子。
木生说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现在有所不同。首先是有工会,有农会。其次,人民代表大会也要做实,不能是70%的官员,那不叫人民代表,是官员代表。我觉得木生说得很好。
李伟东:他说有限放开新闻监督。
吴思:那属于文化领域。
李盛平:这和共同纲领有区别。
张木生:共同纲领有前提,是共产党领导,有工农联盟为基础,然后是共同纲领,是不同阶层的大家的共同的纲领,人家拿一个共同纲领找我,说这里没有共产党领导,这是一个前提,不要有共产党领导。我说你看你这个东西就不历史,人家原来是讲完了,到这个共同纲领制定的时候,当时很热闹,叫做人民大宪章。
吴思: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但是跟现在不一样。除了党的领导之外,我们还要真有工会、农会、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更多的权力开放,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掌握权力,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新民主主义经济,木生说到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国有企业或者官办企业真要做成人民的,通过一个基金会,全民持股,登记到人,不许买卖。我也觉得特别好。但是耕者有其田这一项,木生说没有。
张木生:已经有其田了,但是不能私有化。
吴思:另外,对于民营企业,比现在要宽松得多,不能老勒着它。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不许争论,可争论,各讲各的道理,比现在宽松得多,这方面没有展开谈,但是大意倾向是这样。不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
我的想法。当时我和木生谈,尤其是第二次,我就明确说:这些政策比现在好多了,我同意。这些政策能够推进我们走向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离那个目标更近,比现在近多了。我觉得很好。
我跟木生有点不同的意见是:尽管政策好,但支持这套政策的理论自身的说服力有问题,你得经得住人家追问。比如说,朱厚泽就有四问,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三问。
第一,就是时代判断有问题。当时的时代判断是,社会主义在兴起,资本主义在衰落。是这样吗?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至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崩溃了,而资本主义不断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判断有问题。不正视世界历史这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就禁不住一问。
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凭什么有领导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分析出来的,这是理论分析的结果,事实上经得住历史检验吗?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不是无产阶级,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搞的。无产阶级一定会有自己的诉求和政治力量,比如工会和社会主义,但是你凭什么说这些就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你这么说也行,事实呢?事实证据不足。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未来要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搞了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还要再来一遍吗?这样的未来值得争取吗?
就是这三个问题。我又补了两个问题,在朱厚泽老师的基础上。
第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有问题,中国怎么能说是封建主义社会呢?封建主义到秦朝就完了,进入官家主义了,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官家主义。不能把君主变成官主就算完事,还得把官主变成民主才行。得建立一个针对官家集团的权力制衡,才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显示出它内部的矛盾,理论自身的矛盾,就是既坚持民主又坚持党的领导,这两个都是主人。你怎么统一起来?《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统一方式是: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断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不一致,毛泽东就凭着自己的意志把农民的意志抑制住,走向人民公社。我们只有正视不一致,承认理论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才能让这个理论有说服力,才能解释好历史和现实。
我汇集了这五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进可退,退一步就是把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减掉,变成民主主义。世界史上有的是这种经验和理论。第二个办法是加一个字,在新民主主义前再加一个“新”字,新新民主主义。一旦加了一个新字,就升级为2.0版。
2.0版首先要承认世界史的基本事实。20世纪世界史的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没有兴起,资本主义没有衰亡,无产阶级没有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没有一贯错误。世界历史是各个社会集团、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共同创造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可以说我比你强,天生我就是上帝的选民。所有公民一概平等,这样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是天生的领导阶级。你可以争取成为领导力量,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方式说,谁能够领导中国走向民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得用自己完成历史使命这个功能和承诺来获得领导地位,不是天生就可以当领导的。
2.0版还得承认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就是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有可能出现矛盾,而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经常使得权力和党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2.0版需要解决一元化的问题:在发生分歧的时候究竟谁说了算?后来木生和另外一位朋友明确说,人民至上,人民说了算。我觉得这很好,这样的新民主主义我赞成。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在人民至上的基础上,建立一元的新民主主义或者叫做新新民主主义理论,理论内部最核心的矛盾就解决了。然后,就是建立一个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让人民真的能够当家作主。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去提升新民主主义,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尽管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