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老婆大人gl下载:一边是鲁迅 一边是胡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西欧教育 时间:2020/02/25 11:33:06
一边是鲁迅 一边是胡适

 

              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

                ——在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感谢郭春林先生,感谢同济大学的邀请,能来同济大学作一次演讲,在我是很荣幸的。

  今天我的讲题是《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五月底,郭先生跟我联系讲题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学校的情况,提两个题目你们定,一个是谈写作的,一个是谈鲁迅和胡适的,就是这个。郭先生说,就讲这个吧。

  把鲁迅和胡适对立起来比较,不是我要这样,也不是哪个学者要这样。几十年来,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就是这么做的。结论是,鲁迅是进步的,胡适是落后的,鲁迅是革命的,胡适是反动的,鲁迅满腹经纶,胡适没有什么真本事,总之是,鲁迅是伟大的,什么都好,胡适是渺小的,什么都不行。事情总是这样,要是各自都给以应有的对待,应有的名分,谁也不会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更不会对立起来,可是你开了这个头,就不能挡住别人做深一步的探讨了。

  这算是开场白,下面就进入正题吧。

                

 

  同学们都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中国文化史上,除了孔夫子,就数鲁迅了。

  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

  上个月下旬,十几天前,我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提到了我对鲁迅的看法,互动时,有个女同学提出个问题,她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我们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你这么说鲁迅,我们思想上接受不了。在中国,除了鲁迅,谁还当得起这样伟大的称号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这个同学的提问,我是能理解的。可你想过没有,你对鲁迅这样的认识,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读书得来的吗?是你研究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思考之后得出来的吗?我敢说,不是的,是你读中学课本上的鲁迅作品得来的,还不是你理解后得来的,是你的老师给你反复讲解之后得来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些看法,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要是鲁迅不是这么伟大,中学课本上怎么选了他那么多的文章?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我只能说,课本是人编的,不是用个什么机器筛选出来的。编的人,也不是按他的想法编的,是按着某种既定的思想编的,就是要体现某种思想,灌输某种思想。一句话,就是要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至少也是让你记住,旧社会是黑暗的,新社会才是一片光明。语文不语文,作文不作文,他们是不管的。

  编课本的人的想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毛泽东主席那儿来的。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论》里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到了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评价就更高了:“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你们想想,你们关于鲁迅的认识,是不是这样的?这些,在你们上中学的时候,通过课本,通过老师的讲解,不知不觉地,也是没有商量地,灌输到你们的脑子里,成了你们的思维定式。就好像从小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的多了,你就觉得毛主席最亲了,你爹你娘反而不如毛主席亲了一样。

  现在我要说,这些话,不能说全是对的。从当时的革命需要来说,是对的,但是,从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上说,就不那么对了。

  不光你们,我对鲁迅的认识,也有个过程,从坚信到怀疑,从怀疑到反思,最后是理智地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

  上中学时,鲁迅的课文,我读的滚瓜烂熟,好些段落都能背下来。比如《记念刘和珍君》里,“惨象,已使目不忍视;流言,尤使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比如《“友邦惊诧”论》里,“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事实是真的也罢,但这些事实,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

  这些文章,当年读起来,真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啊。

  我上过十七年学,我们那时大学是五年制。中学六年,年年都要学鲁迅的作品。我当过中学教员,教过十年的中学语文。加在一起,接触鲁迅的作品,共是十六年。中学课本上选那么多鲁迅的作品,我从没有怀疑过,觉得伟大作家嘛,就要多选几篇。可是后来离开学校,看的书多了,就有些怀疑了,就开始反思了。鲁迅的作品,半文不白,中学生要学纯正的白话文,怎么就选了这么多?学了顶什么用?

  六年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课本上共有多少篇鲁迅作品呢?我后来做过统计,共是十七篇。别的作家,都是一篇两篇,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独独鲁迅是十七篇,零头都比别人的多。以体裁说,有小说,有散文,有杂文,以内容说,有说历史的,说写作的,有批评同时代人物的,有责骂当时的政府的,什么都是鲁迅的。听说现在的中学生里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说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做作文。实际上这三怕是有联系的,文言文和周作人,都是难懂,学了文言文和周树人,却要写通畅的白话文,当然不会写了。

  等到我写《徐志摩传》的时候,因为徐志摩和胡适是好朋友,有些事就是一起做的,也就读了许多胡适的文章,看了许多胡适的传记资料,我开始理智地看待鲁迅了,也就把鲁迅和胡适放在一起比较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学课本上选那么多的鲁迅的作品了。这叫为政治服务,只有鲁迅的作品,能起这个作用。

 

 

  这就要说到中国的政治了。太复杂了,不好说。我说的不顶用,得用名人的说法。中国有个有名的政治学家,叫张奚若,这个人可不简单,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解放后当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中国外交学会会长,是个有名的正派人,敢说话的人。1957年帮助党整风时,毛主席亲自向他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说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反右开始后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绝不改口,还逐句作了解释,证明自己是对的。他的名声太大了,中央对他也没办法,也没把他打成右派。早在前一年,他还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千万别以为这个人只跟共产党叫板,不,跟国民党也一样。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议会的议员,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有次在重庆开会,他提的意见很尖锐,蒋介石不高兴了,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听了,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时,接到通知和往返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可见这是一个真正懂得政治学,品格又高尚的人。这样的话,他敢当着毛主席的面说,且坚持不改,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认为是正确的。

  四句话中,前两句不说了,只说后两句,就是“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再加两句就更准确了,就是“无论何事,现在最好”。你们可以想想,自从你们懂事的时候起,中国的事情是不是都是用这个模式来办的?这要是难以理解的话,再想想,在中国的报纸上,你什么时候看到批评当时在任的中央领导、省市级领导、甚至部局级领导的文章?别说领导了,连批评当下政策的文章,也看不到。郑莜萸,国家药监局的局长,最近判了死刑,当然是大快人心,可是他在当局长的时候,你见报上说过他一个不字吗?没有,肯定没有。无论何事,都是现在最好嘛。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更是这样。一说解放前,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一说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明天。似乎为了明天,什么罪过都可以赦免,什么苦难都得忍受。没有今天,哪有明天?

  而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章,最合这个口味。不是说,我们党提出个什么,鲁迅就说个什么,那样的话,就不灵验了。而是,鲁迅过去说的话,恰恰符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比如,我们说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鲁迅的书上就有:“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说我们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时候,就说什么三千年文明,四大发明,多少志士仁人,多少英雄业绩,但一到了要否定历史的时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哪个时代都一无是处,只有眼下的中国,是最先进,最文明的社会,这不是笑话吗?

  我们从解放后,一直是要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教育了这么多年,整个民族的素质不见提高,反而堕落了。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前些年的贪官,还是几十万,后来是几百万,现在动辄就是几千万。可是,我们还是在不断地教育人民,要人民认识到,不是中央不实行民主政治,是我们自己的素质太低,需要不断地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鲁迅的小说《药》里,写的就是,革命者为民众谋福利,叫官府杀了头,而民众却要蘸着他的血吃人血馒头,这样的民众,还不该进行思想教育吗,这样的民众,不教育还能建设社会主义,还配享受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吗?

  解放后,我们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要巩固政权,人民的思想是好办的,难办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除了极少数人,比如郭沫若这样的人,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叫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更是严加改造的对象。在这上头,鲁迅的功劳最大。因为鲁迅活着的时候,几乎把有名望的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骂遍了。胡适是蒋介石的谋士,是给蒋介石的献策的;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徐志摩是浅薄小人;邵洵美是上海滩上混混,娶了官僚的女儿做太太,实际上人家是娶的是表姐,邵家原本就很有钱。人文知识分子骂,科技知识分子也一样的骂,地质学家李四光,就让鲁迅痛骂过。反正鲁迅骂过的,没有一个好人,解放初期没遭殃的,文革中都遭了殃。

  因为在思想教育上,什么都要把鲁迅放在前头,当作旗帜,而鲁迅并不是在什么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于是便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以前强调斗争,强调仇恨,那好办,鲁迅这方面的议论多的是,随便选一篇就是,后来改革开放了,要显出鲁迅仁慈的一面,童心的一面,大概实在不好选,就选了一篇《阿长与〈山海经〉》。里面有一段话,你们听听: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样的课文,你让教员在课堂上当着那些男孩子女孩子怎么讲?勉强讲了,你让那些男孩子们对他们的女同学发生怎样的感想?古人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将这样的文章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人,其无儿女乎?

为什么我们这么捧鲁迅呢?一是鲁迅在晚年,和我们党有一段时间的合作关系,在对蒋介石政府的攻击上,确实帮了共产党的忙,功不可没。再就是,鲁迅死后,毛泽东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说他是新文化的巨人,现代中国的圣人。第三,最重要的是,鲁迅的思想,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最符合我们党改造中国社会,统治中国社会的需要。

  我得强调一下,对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周树人先生,对作为一个作家的鲁迅先生,我一点也不反感,一点也不反对,相反,还是很欣赏的,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有建树的作家,这没说的。我反感的是,把他抬得太高,脱离了他的实际,把他作为新中国的圣人,把他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把他作为教育中国青少年的榜样。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素质,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就要坚决的反对了。

 

                               

 

  再说胡适。大陆解放后,曾进行过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人人都知道,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只有清算了胡适的罪行,清理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思想,中国思想文化界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先看一下他的经历。安徽绩溪人,1891年出生,1910年十九岁时,考取中国庚款第二期留美,先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后来转入文学院,1914年毕业,考入哥伦毕业大学,1917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此后任过北大文学院院长,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抗战后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过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长,1962年2月,在中研院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

  唐德刚,这个人是个留美的大学者,学问好,文笔好,他写过一本书叫《胡适杂忆》,对胡适有许多独到的评价。他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还有的外国学者(格里德),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是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说的。

  有趣的是,鲁迅得到过大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评价,胡适也得到过台湾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的评价。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过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的墓在台湾的南港,因为胡适一生崇尚白话文,碑文也是用白话文写的:“这是胡适之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这里安息了。”

  在对胡适的评价上,有一点是要分辩的,就是他和国民党的关系。否定胡适的人,总是说他是依附国民党的,反对共产党的。这个事情,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不要轻易地说谁是依附谁,反对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并不是每个人都依附一个党,反对一个党。会不会有这样一种人,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主见,觉得谁对就支持谁,就是支持也不是无原则的,对的就支持,不对的就反对。胡适就是这种人。

  1987年,季羡林看到报上有人说,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忍不住写文章辩驳,说“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接下来说,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当然,国民党是个很复杂的党,民国时期的军政界,也是很微妙的。1948年,内战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几乎把半壁江山都交给傅作义负责,坐镇北平,统兵数十万,可傅作义也不是国民党员。这在现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是不是国民党员,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季先生又说,“胡适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杜威的试验主义,崇拜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季先生当时说这话,是大胆的,也是有忌讳的。“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好像胡适在国民党政权面前撒娇似的,这么说是太小看胡适了,他挑的是大毛病,闹的不是什么“独立性”,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社会信念。是大是大非,不是小是小非。

  胡适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

  1926年,国民党北伐的时候,胡适正在伦敦开会,他是英国庚款委员会的委员,开庚款委员会议。有个叫沈刚佰的人也在伦敦,见胡适在伦敦几个大学演讲,都支持国民党的北伐,就问他,是不是受国民党的委托,有意在作宣传。胡适说,我是反对武力革命与一党专政的,但革命已经爆发,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需要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应该给以支持。可见他最初支持国民党,不是出于私心,而是牺牲个人主张,顾全国家的大体。

  后来胡适经日本回到国内,北伐已完成了,国民政府成立了。胡适没有回北京,就住在上海,当了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跟徐志摩几个人办起《新月》杂志。1929年4月,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看了,很不满意,就在《新月》杂志上写了篇文章,叫《人权与约法》,给以批评。说政府明令保护人权,我们老百姓是喜出望外,但我们喜欢一阵之后,揩揩眼镜仔细重读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觉大失所望。命令中说,“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范围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是“自由”,究竟是哪几种自由,“财产”究竟怎样保护,“依法”是依的什么法,他质问道:“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保障人民的人权?”正好这时,又发生了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被关押的事,胡适说,这是人治,绝不是法治。命令中又说,“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出面证明为反革命者,法院就当以反革命处分之”,胡适说,如果是这样,法院不需审问,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岂不根本否认法治了吗?接着又在《新月》上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后一篇是直接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的。

  过了两年,《新月》因为发表罗隆基的文章,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在给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陈布雷接信后,约胡适来谈谈,胡适不去,朋友劝他去,他说:“请告诉他们,‘共同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必须完全承认。”当时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权势极大,我予我夺,胡适敢说这样的话,是很了不起的。

  这种态度,就是你对,我支持你,你不对我就反对你。

  他的名声太大了,国民党政权又有接纳名流参政的传统,对他还是很客气的。他自己呢,心里很清楚,绝不能参政,而愿意有所建言。1931年在武汉第一次见蒋介石的时候,他送给蒋介石一部书,叫《淮南王书》,意思是希望蒋介石能像淮南王那样,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真正建设现代国家。。

  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根本上的转变,是从抗战开始后开始的。有人会说,你是说蒋介石让他当了驻美大使吧?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理解。胡适回国后,曾立志专心做学问,二十年不谈政治,更不会参政。为什么抗战开始后,让他当驻美大使他就当了呢?胡适说,“现在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这是胡适给蒋介石回电中的话。胡适在大使任内,是做了许多大事的,又很廉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就是一大笔钱由你花,不需要报账的,四年大使任内,一分钱也没有花,离任时原封上缴国库。他说:“旅行讲演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讲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现在的干部能做这一点吗?我看悬。

  经过抗战,胡适对国民党的看法改变了,他是主张非暴力的,觉得要做好中国的事情,只有依靠国民党政府。他觉得,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办好中国的事情,还是有诚意的。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曾想让他出来做官,他不干,甘愿当国民党的诤友,就是一个身在政权之外,随时提出自己意见的朋友。你们可不要以为,是当个政协委员什么的,那可是大官,第一次行宪的时候,想让他当总统候选人,后来想让他当行政院长,他不干。阎锡山当行政院长时,还发表了他是外交部长,他也不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什么官都不当,只当他的北大校长。

  你们会说,北大校长不是官吗?这也是不好解释的,因为我们理解什么,只能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的道理来理解,不知道在这个道理之外还有别的道理。按那个时候的社会观念,校长确实不是官,至少不是政府官员。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学组织法上就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大学校长。1948年梅贻琦当清华大学的校长时,又任命了教育部长,他想把校长也兼上,朋友们就劝告他,要当部长就辞了校长,要当校长就辞了部长,不能坏了规矩,他后来就辞了校长。

  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胡适还是支持蒋介石的。支持不等于依附,该批评的时候还要批评,该反对的时候还是要反对。大陆解放后,很长时间,胡适住在美国,1951年冬天,回台湾讲学,蒋介石请他共进晚餐,交谈中他建议实行民主政治,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1956年10月,蒋介石生日前夕,有朋友劝胡适为蒋介石写篇祝寿文章,胡适推托不过,就写了,你看他是怎样的写的。题目叫《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小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台湾给艾森豪威尔叫艾森豪。第一个故事是,艾森豪威尔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后,有一天,副校长说,学校的各部门首长都想见见校长,汇报工作,他们人太多,你就见见各学院的院长和相关学科的部主任吧,一天见上两三个,一人谈上半个小时就行了。”艾森豪威尔觉得应该,就开始接见,见了十多个之后,他打电话把副校长叫来,说,照你的安排,我一共得见多少位先生?副校长算了一下说,得见六十三位。艾森豪威尔一听,把两手往头上一举,说,天啊,太多了,太多了!我从前做联军统帅的时候,那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可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挥的将军,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过问,也从来不接见。想不到我做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是糟蹋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我看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以完全豁免了呢?

  第二个故事,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时候,一天,正在打高尔夫球,秘书长派人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森豪威尔批一下,他知道艾森豪威尔不愿多麻烦,就事先拟了两个稿子,一个是同意的,一个是不同意的。艾森豪威尔看了,不能决断,就在两个稿子上都批了同意,对来人说,请狄克,替我挑一个吧。狄克就是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当时是他的副总统,

  美国人说这两个故事,多少有讽刺艾森豪威尔的意思,但胡适把这两个故事当作寿礼送给蒋介石,却另有深意。讲完这两个故事,胡适说,我们的宪法里总统制本来就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从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从势”的元首呢?后来蒋介石要连任第三届总统时,胡适也是反对的,认为不符合宪法精神。

  1960年,台湾的雷震要组织反对党的时候,胡适也是支持的,答应入党。他的理念是,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后来组党的事被镇压了,雷震被判了刑,胡适从国外开会回来,蒋石接见时,胡适说,为这件事,“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出来以后见了记者说,“大失望,大失望!”

  这些事,一以贯之几十年,能说是“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吗?

  有个学者指出,看鲁迅的文章,“他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确是不妥协的,他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的,他直接和政府对抗的事并不多”(谢泳)。我们的印象也是,鲁迅敢说那些话,骨头真是硬呀。这样说,是没有将一个因素考虑进去,那就是,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组建的政府,实施的也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尤其是进入1930年代以后,它的执政能力成熟多了,很少以言治罪的。看看当时上海一地,办了多少报纸,多少出版社,出了多少作品,多少大作家大学者,就知道了。浙江省党部是有过呈请查办堕落文人周树人的事,但也只是呈请,并没有批准,更没有实施,真要实施的话,鲁迅就住在上海,门牌号数清清楚楚,不会逮不住的。相比之下,胡适就不同了,是直接抗争,直接进言,既不故作激愤,也不曲意逢迎;既对国家负责,也保持个人的尊严。不说不负责任的话,不做不负责任的事。

  前面说的是胡适跟国民党的关系,顺便也说说胡适跟共产党的关系。

  胡适跟共产党也是有关系的。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是大约1920年前后,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组建共产党,最初找的不是陈独秀而是胡适。这也是有道理的,胡适当初名气很大,又年轻,不到三十岁,可是胡适那个时候,一心做学问,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很客气地推辞了,把来人介绍给陈独秀,这就有了后来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正始成立共产党的事。

  再就是,他从来没有骂过共产党,只是觉得共产党的做法,不符合他的社会理念。他是主张非暴力的,共产党搞阶级斗争,要武装夺取政权,当然不合乎他的社会理念了。1948年11月,解放军已经把北京包围了,胡适应傅作义的邀请,给他的司令部的人演讲,谈到暴力革命时说:“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制度不合理,应该改革,应该平等。但他们认为必须抓着政权,以少数人的意志,强迫多数人跟随着走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改革社会的方式,是他不能认同的。

  最为微妙的,是他跟毛泽东的关系。胡适初回国,在北大当教授的时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事,也去听课,可说是胡适的学生。毛泽东回湖南办新民学会的时候,还给胡适写过信,请胡适给以指导,这信保存下来了,现在都能看到。1938年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毛对胡还是赞颂的。解放战争刚起来的时候,毛泽东还通过傅斯年,想做胡适的工作,支持共产党,胡适给毛写了封公开信,劝毛放弃武装斗争,以反对党的身份,与国民党一起共建新中国。毛泽东当然不吃这一套。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的广播上还说,胡适若留在北平不走,可以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胡适还是走了。大概毛泽东很生气,1949年1月公布第二批战犯名单的时候,就把胡适列进去了。解放后,人们对把胡适列为战犯很不理解,不就是个北大校长嘛,怎么就成了战犯?毛泽东的解释是,胡是战争鼓吹者。

  胡适是那种世事洞明的人,对中国的事,看的比较清,比如大陆快解放的时候,有的学者不愿意到台湾去,说,我留在大陆怕什么,到时候不说话不就行了?胡适说,就怕到时候你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不断地自我检查,自我批判,真让胡适说中了,真的是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

  胡适也曾赞扬过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1926年夏天,去伦敦开会时,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经由苏联赴欧洲。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参观了监狱、学校、博物馆,会见了一些教育界、科学界的人士。在给一位张姓朋友的信中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伟大的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以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又说,“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专制),但他们却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他的信共三封,这位朋友把这些信,交给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徐志摩给发了,但他绝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一年多之前,徐志摩也去过俄国,作过认真的考察。他对苏联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按语中说,他说胡适“这是一种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专制政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不等于说由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当时英国的首相)吗?他认为,胡适所以做出这样错误的判断,一是因为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二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后来,胡适也承认自己当年的判断,确实不准确。

  顺便说一下徐志摩这个人,我写过《徐志摩传》,对这个人还是有发言权的。可以这么说,在思想训练的层面上说,他比胡适还要强些。胡适研究社会,研究政治,是半路出家,他则是本行。可以这么说,在中国那一茬知识分子中,有徐志摩那样的好的思想训练的,没有几个。看看他的学历就知道了,北大时候学的是法学,在美国上大学学的是历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学的是政治学,在英国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后来进了剑桥王家学院,学的也是政治经济。这么完整,这么高等次的思想训练,就是现在的是留学生难以做到,从国内到国外,从美国到英国,都是名校名师,而且是法律、历史、政治、经济全包了。

  可惜的是,他的诗歌的名声太大了,婚姻恋爱的动静太大了,把他的这些优长都遮掩了。

 

                           

 

  现在我们把胡适和鲁迅作个比较,大道理不必说,只说简单的道理,容易理解的道理。

  也得把鲁迅作个简单介绍。浙江绍兴人。1981年出生,1902年赴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1908年回国,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南北议和成功后,随教育部迁北京,任佥事兼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在厦门、广州等地大学教书。1927年到上海,专事写作。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聘为特约著作员。1936年在上海去世。

  这样吧,我们先不要说把胡适和鲁迅做比较,只说世上有过这么两个人,我们把他们做个比较。比什么呢,谁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谁的社会理念先进,要改造中国社会,我们该信谁的那一套。什么都不要管,只记住一个(胡适)比另一个(鲁迅)小十岁就行了。

  有人会说,两个人差十岁,就没有可比性,不是谁说他们有可比性,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把他们比着,一直说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反动的。就好像,一个老头子,一个小伙子,谁都知道小伙子的劲大,可你偏要说老头子的劲大,小伙子的劲小,那就得比一比了。

  两个人都留过学,一个是1910年留学美国,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一个是1902年留学日本,在一个医学专科学校学习过,毕业没毕业都还说不定。中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社会理念,最初是经过日本才传到中国的。现在谁都知道,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那么就要问一下:

  是直接留美的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呢,还是留日的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

  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社会理念先进呢,还是一个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肄业生的社会理念先进呢?

  我相信,任何一个出以公心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肯定是前者比后者,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前者比后者的社会理念要先进。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一直说,鲁迅对西方社会看的更深刻,鲁迅的社会理念比胡适的更先进。从来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鲁迅这儿,却成了前浪推后浪了;从来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到了鲁迅这儿却成了一代旧人换新人了;从来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鲁迅这儿却要拐个弯儿,成了一江春水往西流了?不合乎常识嘛,没道理嘛!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是把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当成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了。)

  不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主将式的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没有鲁迅的份儿。鲁迅只能说是新文化运动中,某一方面的一个将领,绝不是主将式的人物。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是胡适。有个美籍汉学家周质平说的好: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鲁迅不过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文,后来能否成为“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鲁迅比胡乱大十岁,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创白话文运动的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实在是让人太遗憾了。没办法,这是事实,这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

  胡适这个人,有三点,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不能不让人佩服的。

  一是,坚信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中

国尽快地建成一个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国家。但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为了国家的进步,可以妥协,但决不放弃自己的操守。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在最大关头的选择,发表的意见,都是“为国家百年设想”。

  二是,真心提携年轻人。梁实秋说过,“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

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自己有一笔钱,专门用来支助年轻人出国深造。借给谁之后,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

  三是,风度好,人缘好,人格高尚。我上大学时的一个老师,文革后跟我谈起胡适,说他当年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听过胡适的演讲,说“真是国士风度”。当年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话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就是说,人们一认识胡适之后,都愿意说胡适是他的朋友,他是胡适的朋友。

  说句题外话。胡适还是个美男子,当年好多人,尤其是年轻女子,去听胡适演讲,不是听内容,是看胡适的人样儿。他去世的那天,酒会上,几个女记者还跟他开玩笑说,要跟他这个四大美男子之一拍个照,比比美。胡适的人格之高尚,也是众口皆碑。就说对待婚姻吧,他的妻子江冬秀是个小脚女人,没有什么文化,但夫妻相爱,终生不渝。同时他也有自己的恋人,像美国的韦莲司,中国的曹诚英,都处理得很好。韦莲司为他终身未嫁,曹诚英离婚后也是终身未嫁。解放前曹诚英就在复旦大学当教授。虽说是婚姻恋爱上事,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胡适和江冬秀(中坐者)、长子胡祖

    望(左),次子胡思杜(右)。

 

  相比之下,鲁迅就差多了,一是没有明确的社会理念,对中国社会的前途是绝望的,认为这个民族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只是在与共产党合作后,才说过些赞颂苏联,赞颂共产党的话,比如“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再一个是,鲁迅从根子上说,是一个旧文化人,不是一个新文化人。有个美籍华人学者(周质平)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他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的强有力的批判者”。这话是事实根据的,看看他跟那么多的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成了仇人,就不难明白。还有,他的文章,不是纯正的白话文,半文不白,疙里疙瘩,有点气势,有点精彩的地方,全是古文的句子。

  有这么多的不同,现在我们就可以说了,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我们该选择哪一个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本书,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么个书名,是从“少不读三国,老不读列国”套过来的,意思是,鲁迅的思想对青少年身心成长不利,所以少年人不宜读;胡适崇尚民主自由,主张平等宽容,无论思想还是言论,都清澈明亮,易于接受,少年时读了老年就不必读了。书中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若不打算走向现代化则罢,若打算走向现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选择一个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传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适而不能是鲁迅。”

  说的不少了,最后,我想用胡适的一首译诗来结束今天的演讲,这首诗是英国诗人勃郎宁写的,胡适1925年一时来了灵感译了。全诗三段,是这样的: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到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六月才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窝的种子;

  至少总有一两粒生根发芽,

  开的花是不要采的,——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喜欢罢。

 

  我坟前开的一朵紫罗兰,——

  爱的遗迹,——你总会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吗?等得我千般苦恼了。

  死算什么,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的年轻人,只要你看看胡适的书,了解了胡适的理念与品质,你总有爱他的一天。他会等着,永远地等着。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你。今年六月不爱,明年六月,后年六月,总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人的。

 

                           200763潺湲室